可以想象，一进入冬天，张掖，应该也包括附近的酒泉等周边城镇，市场上会涌入大量冻鱼。冻鱼的价格远比大肉低廉，运去五千头鱼，要求收回四十万钱，每条鱼应该卖八十个钱，而肉价钱是一斤三百个钱。事实上，这五千头鱼没有卖到四十万钱。寇恩把鱼卖完，又用卖牛的收入，另外通过物品抵顶、扣除儿子应得工资等凑足了四十万。据此，一头鱼可能还卖不到预计的一半价钱。

　　从文书内容看，寇恩似乎是在居延和觻得一带专业搞运输的，对当地市场行情应该比较熟悉，否则他一个江湖都走老了的六十六岁老师傅，不会贸然和粟君签下根本完成不了的合同。所以，这次买卖除了劳资纠纷外，在成本和收入预算方面也出了问题。具体是什么问题，文书里没有涉及。

　　候官狠似周扒皮

　　这次纠纷的缘起，文书写明，本来应该是甲渠令史华商、尉史周育为甲渠候官粟君运鱼到觻得出售——文书里称这两人“当为候粟君载鱼之觻得卖”，至于为什么“当”，没有说。这两人因故去不了，于是拿出了两头牛和五十五石谷，作为应出的费用交给粟君。粟君转身找到寇恩，让他办运输销售事宜，谈好的费用是牛一头（折合六十石谷子）、谷子二十七石。一进一出，生意还没有开始做，粟君手里已经落下了一头牛、二十八石谷。

　　在寇恩这边，鱼卖了以后为了填上亏空，把说好作为劳务费的牛卖了，又加上其他物资，再计入儿子应得的劳务费填窟窿，补齐填平之后，还余六石一斗五升谷子。

　　合计下来，这趟运输加上儿子的劳务费，牛赔进去不说，物资和儿子的工钱也赔了进去，另外寇恩为粟君老婆赶车回居延，路途二十余日，都没有另外算钱。

　　这趟运销活动，最成功的是粟君，不仅先期已经赚到了一头牛和二十八石谷，预计的卖鱼收入四十万也一分不少收回，另外还明显要赖掉寇恩儿子的劳务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地方政府说寇恩应还他借给寇恩的一头牛。

　　好在当时审理案件的官吏脑子清醒，文书最后写明“须以政不直者法”，确认了粟君的败诉。 □杨蕴伟

　　河西汉魏晋墓彩绘砖上的牛车（曹 莉 临摹）